□ 谢国忠 | 文
中国如果要推出微刺激计划，应该致力于提高未来的竞争力，而非振兴建设或维持地方财政收入。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为基于竞争力提升的新一轮增长做好准备。缺乏远见、往后看的支出只会让债务状况进一步恶化，推迟必要的经济转型。
三大领域需要特别关注：全球化白领劳动力、制造业升级和谋划21世纪的超大城市。中国在下一个五年中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着眼未来，而非紧盯GDP数字。
把资金投入到振兴建设和维持地方财政中是下策。大笔资金因刺激经济之名而被浪费。在蓝领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刺激建设和相关制造业活动有何意义？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零售领域的互联网业务看成中国经济的未来。这不过是一时的狂热。用送货员代替消费者去实体店购物并不能创造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中国必须生产更好的产品来提升竞争力。
债务难题
从地方政府到各类企业，债务充斥中国经济的各个角落。在中国各地，我经常听到地方政府和企业痴迷于借助越来越复杂的伎俩来管理债务可持续性的例子。很多地方政府甚至需要通过借钱来付息。企业开启新的项目，只为能借到更多的钱来管理已有的债务。
债务和产能过剩形成了恶性循环，后者减少了负债项目的现金流。当政府和企业借着新项目的名义借贷付息时，产能过剩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中国必须走出这一恶性循环。
棚户区改造似乎是微刺激计划的一部分。这也是通过借贷达到目的例子。承担改造工作的地方政府不应该为此借债。
我注意到在中国某省，贷款通过一家国企进入地方政府手中。该国企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它还有借债空间，而该地方政府已经没有借债空间。这家国企因此产生坏账，上级对此却并不负责。
绝大多数城市都存在房屋供给过剩。要发展棚户区，首先应该用完现有的过剩或空置房屋。打着改造棚户区的旗号刺激建设，只为提高一到两个季度的GDP，实在是得不偿失。
刺激不必要
目前蓝领劳动力的短缺随处可见。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在通过借债发展建筑业和制造业，而这些行业都需要更多的蓝领工人。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刺激经济是为了减少失业。刺激计划，即使浪费一些资金，但若浪费少于再就业工人创造的价值，那也是可行的。但这一逻辑在现在的中国行不通。越来越大的蓝领劳动力需求正在加剧工资上涨。近期推出的经济刺激，真实目的还是做做面子，好让GDP数字更好看。
中国确实存在白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大学毕业生无法拿到与他们的教育支出相匹配的工资。本质上，中国家庭是在放弃消费来补贴过剩白领工人的供给。如果政府想要在此有所为，应该调整经济结构，在需求侧向家庭部门消费倾斜，在供给侧向服务业倾斜。只有与现行模式不同的实践才能帮助中国的大学生。
不良贷款盖不住
中国的下一个经济周期将始于一个全面的不良贷款处理计划。但现有金融体系与此并不匹配。事实上，该体系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否定严重不良贷款问题的存在。
我听说一些银行正在对一些项目继续放贷以延后不良贷款的出现。有时候银行通过一些诱饵寻找新的资金提供人。更低的利率和更长的借款期是常用的诱饵。矿业和大宗商品贸易部门已深陷困境。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衰落，越来越多土地抵押贷款的偿还会出现拖欠现象。中国大多数的贷款都与房地产有关。很多地方政府都把土地作为抵押品来借贷。开发商、住户和地方政府占了总贷款额的近一半。房价很可能会从2011年的最高点下跌一半；土地价格可能从最高点下降70%。房地产相关贷款的不良率很可能数额巨大。
经济刺激只能延后必要的金融体系调整，这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寄希望于刺激计划制造新一轮经济上行周期，从而洗刷掉所有不良贷款。这给了他们在短期内掩盖不良贷款的动力。
刺激计划或许是为了实现软着陆心理战的一部分。它可以迷惑投机者，让他们犹豫是否该尽快退出；但问题是这也会迷惑金融机构。他们必须清理坏账，重新开始。否则，经济无法强劲复苏。
投资产业升级研究
很多人寄希望于互联网企业，或所谓的新经济来重启中国经济。这实在是个黄粱美梦。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大多是基于销售产品和为送货提供其他渠道。仅把产品放到网上销售，并让送货员代替买家上门购物并不能提高生产力。
中国在配送渠道也存在过剩的产能。送货上门也不是多么复杂的事，对经济体的意义有限。
人们推崇的网上销售只是个泡沫现象，这反映在此类公司从金融市场大规模圈钱上。当金融泡沫收缩之时，网上销售只会成为一个简单的配送渠道，利润很可能也较低。
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做过两件正确的事——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和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大型工厂和建筑工地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标志。但这种模式的潜力已几乎消耗殆尽。
跨国公司推动了中国工厂的产品生产。他们从中国较低的生产成本中套利。随着中国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这一套利空间正越来越小，因为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生产成本的标杆。
要推动经济前进，中国必须进入跨国公司不希望在中国发展的制造业。当然还存在其他可以提升经济体效率的领域，但效果没有一个能与制造业升级相比。
如果政府想以刺激经济之名加大支出，它可以出钱建立100个产业研究机构。
最近在成都，我注意到一个新建立的汽车电子研究机构。这是个能帮助一个城市从汽车组装迈向扎根于本土技术的汽车产业的手段。
研究机构通常是新型产业的催化剂。美国最尖端的行业都与研究机构有很大的关联。军工性质的研究中心做出了尤其大的贡献。
与美国不同，中国是要赶上前沿国家的技术实践，而不一定要另辟蹊径。因此，目标定义明确的研究机构有很大的可能成功。中国有建立这样的机构的资源，这些机构中的一些可以衍生出下一代制造业活动，帮助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
发展特大城市
中国的城镇化存在偏重小城市的倾向。看起来，这是为了有更好的区域平衡，但实际结果是，小城市浪费了许多投入，且许多正在成为“鬼城”。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房价则存在泡沫，反映了这些城市对于人口的吸引力。
城镇化效应对于中国人均收入的提升作用，将仅次于制造业升级。
我已经呼吁了15年，中国的城镇化应该着力发展特大城市，建立30个人口平均为3000万的特大城市。尝试其他办法很可能是对资金的浪费，并且只能是延迟，而非逆转特大城市的崛起。
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3倍，可居住面积仅有美国的一半还不到。发展小城市的策略会带来很大的环境问题，且需要大量的能源。
污染和能源是两个决定中国城市繁荣程度的硬约束，只有特大城市可以在应对污染和能源问题上实现规模效应。
在环境和能源因素之外，大城市还具备经济多样性上的优势。全球化增加了生产和服务地点的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可以在任何时间把一些部门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小城市只有数量较少的工厂和服务业。如果他们搬走，城市就将衰落。大城市则有多样性的优势，那里的人口能够快速找到其他的就业机会。
通讯和运输业发展迅猛。人们在远离昂贵大城市的地方居住正变得越来越容易。两类城市的发展将截然相反，大城市越来越大，小城市越来越小。在21世纪，全球化是给予大城市更大优势的最主要原因。
白领资源全球化
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已经供过于求。供应过剩的严重程度意味着没有什么政策能够迅速解决这个问题。把经济转向服务业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一个更快的办法则是通过全球化。
加入WTO使得中国过剩的蓝领劳动力变成了巨大的经济优势。这一故事也可以在白领劳动力上复制。举例来说，日本的很多公司给中国的白领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日本正处在劳动力短缺的状态下。日本公司可以将更多的工作外包给中国公司。
如果中国政府想为经济发展做点什么，这是能够很快见效的领域。税收鼓励、IT基础设施建设、更自由的贸易等手段都能驱使跨国公司将全球白领服务产业放在中国。
关注未来
经济刺激，顾名思义，往往着眼于过去。它试图提升已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对已经成熟的经济体来讲，这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中国还可以进一步升级。很多现有行业无论如何都必须收缩，经济刺激并不是上策。
加大建设和扩大负债是刺激计划的两个关键要素，但中国在这两点上都已经走得太远。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只为了短期内更好看的GDP吗？
未来中国应着眼于把人均收入从7000美元提高到2万美元。看看那些有着 2万美元人均收入的经济体都在做什么吧。中国应该效仿他们，投资于培养这方面的能力。
每当一个经济政策出台，我们都应该问一问，它是关注未来，还是着眼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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